因此，笔者判断2022年的世界经济将是后疫情时代“艰难但平稳”的复苏，任何对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的极端预测，都需要回归全球化的基本共识;全球最大的资产价格下跌风险，源于G20国家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而非发达国家由于滞胀带来的经济恶性循环。值得专业投资机构和股票基金经理注意的是，2022年的交易心态不能被网络化的极端思维和道听途说的突发新闻所影响。

例如，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包括国际原油价格在2021年“单边”的上涨行情，包括中国在2021年三季度由于“煤电价格协调”造成的大面积、阶段性拉闸限电，市场出现担忧2022年将出现“全球面临能源危机”的观点。

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刚刚复苏的世界经济，还是中国丰沛的工业产能，在能源供给侧都没有产能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在过去十年里，加大了本国能源的产出，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增长带来的能源供需缺口;中国国内的煤炭产能更是不值得担心，2021年暴雨等极端天气造成的产量剧烈波动，及投机资金的推波逐流，在2022年也都极大概率不会重演，至少全球不存在所谓“能源危机”的风险，主要能源价格将温和回归。

当然，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确实在G20国家范围内会引起持续而广泛的通货膨胀，也会让美联储被迫加速收紧货币政策。

图5 土耳其、墨西哥、巴西、俄罗斯通货膨胀高企

数据来源：甬兴证券、Wind

其中，在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土耳其“领衔”的诸多发展中经济体开始遭遇“全球滞胀预期”打击，甚至正在经历“股债汇三杀”——汇率从9月底的1美元兑8土耳其里拉，短短一个半月就突破了1美元兑13土耳其里拉的水平、十年国债收益率已然高企超20%。

再比如，有投资者担忧“2022年美联储加息会引发‘股灾’”。但在笔者看来，虽然美国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但是环顾全球，除了容量巨大、流动性良好的美国股市(当然还包括零利率政策下的美元债券市场)，在货币超发背景下的“资产荒”，大规模资金又被迫回到美国股市，即便是看好中国的新经济板块，美国的“中概股”板块也比A股有估值优势。

因此，笔者判断美国2022年的通货膨胀会持续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美联储被迫在2022年加息两到三次，幅度在0.5%到1.0%，进而把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陡峭”，进而应对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新格局。

图6 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陡峭

数据来源：甬兴证券、Wind

这种美元“名义利率上行+实际负利率”的货币政策组合，对美元债券市场显然是不利的，但是对美国股票市场、特别是周期股、资源股和蓝筹股却未必是利空：虽然无风险利率上升，但上市公司盈利预期看多且实际负利率进一步提升股票资产的吸引力——这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多多少少有了些空间，且并非只有“鹰派、鸽派”两个选择，而是可以采取“结构性”宽松态度，也就是继续“政治正确”的购买美国国债和开发性金融债券;另一方面，加速提高名义基准利率，以维持美元“实际利率”尽快走出负利率的阴影，进而对抗通货膨胀。